本刊記者:付倩倩
  年薪30萬的聘任制公務員即將上崗,成為五一假期後義烏最受關註的新聞之一。2013年12月10日,浙江發佈《浙江省公開招聘聘任制公務員公告》,試點選在全國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義烏。高薪是此次招聘引發熱議的關鍵詞之一,據相關報道,30萬元年薪相當於義烏當地基層公務員年收入的3倍左右。
  距離義烏1000多公里的深圳,另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正在發酵。
  繼2007年首次試點聘任制公務員後3年,深圳宣佈自2010年1月起,啟動“政府新職員全員聘任”改革,所有新進入行政機關的公務員一律實行聘用制。如今,在深圳4萬多名公務員中,聘任制公務員占比近10%。首聘期滿後,無一人解聘,聘任制的“瓷飯碗”被質疑有熬成“鐵飯碗”的嫌疑。
  兩條備受矚目的新聞聚焦到了一個群體身上,他們是黨政機關中的“聘”字軍。那麼,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態如何?面臨著哪些不為人知的困惑和糾結?對未來又有著怎樣的憧憬和期待?
  高薪與高技
  高薪是“聘”字軍最具話題性的光環。因為與普通公務員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差距,動輒幾十萬元年薪的報道頻繁見諸報端。
  實際上,在聘任制公務員之前,有些地方政府已經在先行嘗試,用高薪聘用的方式滿足實際工作中對高層次專業人才的需求,這一類人員被稱為政府雇員。
  2002年,上海浦東新區出資50萬元年薪聘請首席規劃師,畢業於哈佛建築規劃學院的博士吳越與浦東新區發展計劃局簽約3年。
  而曾被稱為“內地年薪最高政府雇員”的顏兵,在2004年4月以稅後50萬元的身價與江蘇無錫市政府簽約,擔任該市對日招商首席代表。
  為適應加入WTO後政府工作對人才的特殊需要,無錫市提出招聘特聘崗位高層次人才。顏兵正是踩著這一機遇的鼓點,成為了政府機關里身份特殊的人。
  對日招商首席代表顏兵的主要工作包括三塊:一是對市委、市政府做好涉及招商方面的提案工作;二是充當駐無錫日資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橋梁;第三是做好對日招商,代表政府與日商談判,爭取合作機會。
  對於50萬的年薪,顏兵曾表示並不看重,有著日本留學經歷的他此前在多家日本上市企業就職,獲得的報酬遠高於此。顏兵認為,政府運用人才市場的規律招聘合適人才,應該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經之路。
  2006年元月正式實施的新《公務員法》,對類似“政府雇員”的崗位給出了政策空間:機關根據工作需要,經省級以上公務員主管部門批准,可以對專業性較強的職位和輔助性職位試行聘任制。
  “聘”字軍的高薪酬往往對應著的是高門檻。以此次義烏試點為例,公開招聘的6人鮮明地透露著專業性色彩,體現出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中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。
  其中,“義烏市物流辦信息規劃高級主管”要求如下:IT相關專業碩士研究生學歷,具有全國計算機技術與軟件專業技術資格考試高級證書,10年以上信息化項目工作經歷,且有3年以上大型電子政務或物流信息化系統的工作經驗,主持或參與編製2份以上信息化項目的相關報告。
  最終就任這一職位的,是前揚州市經信委副主任林建明,擁有計算機博士學位的他,曾參與組織實施過揚州市政府數據資源中心、市政府雲計算中心等重大信息建設工程。
  從“鐵飯碗”里跳出需要激勵,更需要勇氣。
  劉文宣現任西部某縣住建局的總規劃師,是一名聘任制公務員,而在此之前,他經歷過一段艱難的抉擇。
  2011年,該縣發佈招聘公告的時候,40歲的劉文宣悄悄報了名,他擁有高級職稱,是縣裡唯一具備註冊規劃師資質的人。而錄用後必須完全辭掉原來事業編製的工作著實讓他猶豫了一陣子,大學畢業後一直過著體制內生活的劉文宣有著濃厚的“鐵飯碗”情結。
  後來,縣委組織部的人給他算了一筆賬,當聘任制公務員的總規劃師,幹得好年薪能拿17萬,相當於他以前收入的6倍,幹完一屆3年,就等於在以前的崗位上幹了18年。
  更吸引劉文宣的地方在於,總規劃師的職位讓他躋身住建局的領導層級,上任後的一年多,他幹了很多以前想乾卻乾不了的事。他表示,即便哪一天自己不幹了,憑藉著自己的履歷,再找一份高薪工作也不難。
  找尋成就感
  職位和待遇僅僅是一個方面,更多的“聘”字軍看重的是那種自我實現的滿足感。
  一位有著華為工作經驗的工程師曾成功應聘到深圳市藥監局的職位,工作的主要內容是負責整個藥監管理計算機系統,月薪八千多,而在此之前,他在華為的年薪已經達到40萬元。
  他認為,這份工作雖然待遇不及華為,卻能積累政治資源,還能發揮領導能力,帶出新人。
  2008年,湖南省寧鄉縣決定用5年時間,引進100名博士或具有正高職稱的專家、200名碩士和700名全日制本科生,簡稱“5127”人才引進工程。
  湖南省寧鄉縣組織部副部長、人才工作局局長詹愛芝表示,當時大規模對外招聘高學歷人才是由於經濟發展的底氣不足,尤其是在現代裝備製造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領域,人才更是緊缺和急需。
  加入寧鄉“聘”字軍之前,張學秋的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後,同時在上海寶鋼研究所工作。
  來到寧鄉不久,張學秋就利用自己深厚的學術基礎,對金洲新區進行了專門的課題調研,而後他提出以昆山為模板,將金洲新區申報為省級園區,創建國家新材料產業基地。
  出乎張學秋意料的是,建議提出後一周,寧鄉縣委、縣政府和金洲新區黨委就決定,正式啟動相關的申報工作。看到自己的設想變為實踐行動,這是張學秋最驕傲也最堅定的理由。
  現任寧鄉縣金洲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張學秋說:“在寧鄉我感覺自己的用處更大,這種成就感不是用錢能衡量的。”
  享受這種成就感的還有揚州開發區的第一批政府雇員。2008年8月,揚州開發區通過“企業化管理、市場化運作、合同制聘用”的形式,引進了一批招商、規劃、金融、信息等方面的高端人才。
  葛志棟就是其中的一位,這位復旦大學的MBA畢業後投身金融投資行業,曾經參加過海螺型材和交大昂立的上市籌備工作,用他自己的話說,“當時只是承擔了系統中的一部分”。成為揚州開發區的政府雇員後,葛志棟充分發揮專業優勢,“作為政府方的推手,為開發區里幾家企業上市進行操盤,這種自我實現的滿足感讓人著迷。”
  然而,找尋成就感的同時,“聘”字軍也有一些身份上的訴求。與葛志棟同為揚州開發區第一批政府雇員的肖志國,曾經說出過很多“聘”字軍的心聲,“說心裡話,既然進了政府工作,公務員情結總是揮之不去,也希望未來政府雇員和公務員之間能有一個通道。”
  矛盾的訴求
  三年前,肖賽喜作為雙流縣面向全國公開招聘的44名政府雇員之一,來到人社局信息科辦公室。畢業於計算機專業的他在三年的合同期內,承擔起單位日常的信息系統維護工作,還利用專業所長開發了幾套實用程序。
  雙流縣人才中心對這批在崗政府雇員的跟蹤調查顯示,入職3年,用人單位對政府雇員的滿意度達到百分之百。然而,一個現象不容忽視,當年和肖賽喜一起從5000多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的44名佼佼者,如今已流失了19人。
  “先天不足”的政府雇員面臨著身份定位上的困境,其不屬於公務員,晉升激勵存在不足。一位通過公務員招考渠道進入體制內的前政府雇員表示,最初希望找一個相對安穩又能發揮自己專業優勢的工作,所以選擇了政府雇員,但是隨著工作的時間增加,越發覺得沒有盼頭,和體制內的同事相比,似乎看不到出路。
  葛志棟也曾表示,“很多政府工作人員如果知道你是政府雇員,看法可能會不同。”最重要的是,政府雇員做到相關部門的局長就觸碰到了政策天花板,再往上提拔,需要市委組織部批准,而非公務員不在提拔序列。
  實際上,即便是作為升級版的聘任制公務員,也有一些類似的困惑和糾結。
  張文茜是2012年通過某縣的招考成為四川首批聘任制公務員的,不同於那些高薪的專業性崗位,張文茜考取的是新《公務員法》中可以試行聘任制的另一類崗位——輔助性崗位。
  考上該縣檔案局的聘任制公務員之前,張文茜還嘗試過一次其他縣的委任制公務員招考,不過沒有通過。檔案管理專業科班出身的張文茜很快成了檔案局的“寶貝”,工作上手快,認真細心的她獲得了領導和同事的高度認可。
  然而,張文茜的心裡並不踏實,她期待著自己在公務員隊伍中能有上升的空間。實際上,這也成了檔案局領導的心病,因為這直接關係到張文茜還能在檔案局乾多久。原本有一位委任制公務員即將退休,張文茜能否獲得提拔很關鍵,但縣人社局明確給予了否定回答,必須按照聘任制公務員的相關規定辦事。
  對於未來,張文茜打算騎馬找馬,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,也關註其他的機會。
  針對聘任制公務員幹得好能否轉成委任制,政府的訴求與個人的訴求起了衝突。作為試點,地方政府往往期望通過“聘”字軍的加入,用市場化的手段改善人才結構不合理的狀況,同時也讓崗位活起來,形成一定的鯰魚效應,讓整個公務員制度變成一盤活棋。因而,對於張文茜們期待轉身為委任制公務員的願望,政府部門視為走回頭路,認為當務之急是進一步完善和規範這種用人制度,而非“開倒車”。
  另外,張文茜所在縣的組織部門領導也表示,輔助性崗位的聘任制公務員工資水平與一般公務員差別不大,但發展空間卻受到諸多局限,這往往是一些“聘”字軍想進入正規軍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從這個意義上來看,這種試點似乎更適合專業技術性較強的高層次崗位。■
(原標題:機關里的“聘”字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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